“莝豆”与“梨涡”

中国早期启蒙学术，至乾嘉时期，以“戴氏之义理”突兀地表现出来。问题在于，戴震的新理欲观究竟如侯外庐所说“在当时除了章学诚了解外，并未成为支配的学说，没有起着社会影响”，还是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下映现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动？对这一问题的解答直接涉及对乾嘉文化思潮的评价和定位，不可不加探究，而乾嘉时期学者关于胡铨恋黎倩一事的评说，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。

胡澹庵（1102—1180），名铨，字邦衡，庐陵人。南宋名臣。绍兴年间，秦桧主和，金使南下诏谕江南。他上疏请将秦桧及其党羽王伦、孙近斩首并“竿之藁街”，忠义刚直之名一时轰动天下。秦桧因之大怒，以“狂妄凶悖，鼓众劫持”之罪名，将胡铨贬谪岭南十年。直到孝宗即位，胡铨才又被起用。在广州，胡铨恋上了一位名叫黎倩的女子（一说黎倩系侍妓，此处依袁枚说），据朝鲜宋时烈《朱子大全札疑》记载，黎倩系有夫之妇，其夫发现了胡铨与黎倩的私情，逼令胡铨食豆（藁与豆相混的马料），“否者杀之”，胡铨不得已受食豆之辱。其后，胡铨携黎倩从贬地北归。途中，胡铨饮于湘潭胡氏园，微醺中题诗壁上曰：“君恩许归此一醉，旁有梨颊生微涡。”所谓“梨颊生微涡”者，即黎倩也。

乾道三年（1167年），朱熹与张会讲于岳麓书院后，归途中宿湘潭胡氏园，见到壁间胡铨题诗，不禁生出“人心惟危”的感叹，遂作《宿梅溪胡氏客馆观壁间题诗自警二绝》，其词曰：

“贪生豆不知羞，面重来蹑俊游。莫向清流浣衣袂，恐君衣袂清流。

十年湖海一身轻，归对梨涡却有情。世上无如人欲险，几人到此误平生。”

在朱熹的观念中，人欲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，而胡铨情迷黎倩一事，再次印证了他的思想。因此，他不仅对胡铨“贪生豆不知羞”之举表示鄙夷之情，而且藉机再次突出人欲的“险恶”性：一旦陷入“人欲”的陷阱，无论曾经是如何铮铮铁骨，其下场只能是“自误平生”。朱熹的结论是：人必须始终保持紧张的“危惕”意识，以居敬的工夫去人欲、存天理，如蹈虎尾涉春冰地度过一生。

然而，对于胡铨迷恋黎倩一事以及朱熹等人的严厉批评，乾嘉时期的学者却提出尖锐抗议。袁枚即在《读胡忠简公传》一文中指出：朱熹对胡铨的指摘是腐儒的行为。袁枚是一位重情主义者，在他看来，胡铨恋黎倩，不仅不能构成非议胡铨的理由，而恰恰表明了其性情之真。正是因为有这种真性情，胡铨为国家，不畏诛，不畏贬；为黎倩，不畏人訾议。对胡铨的责难根本是没有必要的。

值得注意的是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观点。编纂于乾隆年间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是一部大型的目录书和学术批评著作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每进一篇，必经亲览；宏纲巨目，悉禀天裁。定千载之是非，决百家之疑似”。因此，在总体思想上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无疑是代表官方意志和观念的。但就在这部官修大书中，四库馆臣亦对朱子的斥责发出不同意见：

“铨孤忠劲节，照映千秋，乃以偶遇歌筵，不能作陈烈逾墙之遁，遂坐以自误平生，其操之为已蹙矣。平心而论，是固不足以为铨病也。”

所谓“陈烈逾墙之遁”，指北宋陈烈一次出席宴饮，东道主请来官妓于席间助兴。“烈闻官妓唱歌，才一发声，即越墙攀树遁去”。以理学道德准则衡量，陈烈可谓严守名教大防、坚守纯正“天理”的典范。故“讲学家以为美谈”，“父兄训子弟，必举烈言行以示之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反对以“陈烈逾墙之遁”作为道德标准，主张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胡铨的“归对梨涡却有情”，其立场是富于人情的。在胡铨情迷黎倩一事上，人文主义、浪漫主义、重情主义的袁枚竟然与严肃的、官方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达成一致，共同反对理学以道德扼杀人的情感的禁欲主义；反抗宋学程、朱之“理性哲学”，而代之以戴震呼吁的“情感哲学”，其历史底蕴是值得关注和深思的。如果考虑到胡铨尚有“贪生豆”的情节，那么，袁枚与四库馆臣对于胡铨的谅解和宽容度，可谓令人惊叹。如果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观看，乾嘉时期的新“理欲观”、新“情理观”确乎有一种喷涌之势。